摘 要：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社”文化意指土地、土地神及所衍生的一系列文化行為。“社”文化建構了宇宙、天地與人的認知系統，調整著自然、社會和個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同時通過土地、姓氏、村廟、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號及圍繞符號展開的祭祀、慶典等儀式活動形成了特定群體的在地化知識體系和地方感，承栽著認知的“地方”與人文的“地方”多重內涵與價值系統，傾向于促進理解而不是推進行動。
關鍵詞：“社”文化；地方；地方性
引言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社”的文化淵源及所衍生的一系列文化行為，廣泛涉及人們的文化倫理、世界觀、信仰、禮制、儀式等社會維度，蘊含著豐富的哲理的、生命的、人文的信息，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地方”的認知體系和人們對生命來源、生命依托以及生命意義的一種探索，滲透了人們對天地、宇宙、自然一脈相承的尊崇和賦予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同時通過土地、姓氏、村廟、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號及圍繞符號展開的祭祀、慶典等儀式活動形成了特定群體的在地化知識體系和地方感，調整著自然、社會和個人之間的互動關系。“社”文化及其象征（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象征、自然物象征）體系影響著社會民眾的思維方式、生產實踐、社會關系和政治行為，承載著認知的“地方”與人文的“地方”多重內涵與價值系統，是民族文化的肇始和根源，還是一個民族深厚的文化血脈，塑造著社會基本架構模式。筆者嘗試從人類學的視角對“社”文化進行“地方”和“地方性”的闡述和詮釋。
一、“社”之文化樣態
根據甲骨文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社”當起源于殷商，“社”字在甲骨文中與“土”字一樣，作“◇”。社，與“土”本是一字，后來加上了“豐”旁，從“示”從“土”，土亦聲，社、土同字，本義即土地神。《說文》“社，地主也。”“社”即表示對土地與人關系的觀照，在文化淵、源和社會遺存的維度上，人們對“社”的信仰以及所衍生的一系列文化行為建構的內容至少包括：（1）世界觀、宇宙觀、人生觀和生命倫理的地方知識體系；（2）信仰、禮制、祭祀和周期儀式；（3）血緣性的家族和地域性的組織模式與社會建構；（4）涉及人地、人神、人際、社際的關系維度、生活空間、社會秩序；（5）模塑民居建筑、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祭祀儀式等方面的空間與形制。在歷史文化傳承與變遷過程中，“社”與“神”、“廟”、“會”、“祖”等組合，衍生出社神、社廟、社會、左祖右社等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形態與意義。[1]通過這多種樣態，“社”的文化傳統與社會意義得以彰顯。
《春秋傳》記載：“共工之子句龍為社神。”社神因時代不同而發生諸多的變化，出現了將宗族祠堂之神稱為“社神”、“社主”，或者將地域內的先賢人格偶像化，祭拜為“社神”，這就使“社”的外延更加擴大，如：社伯、社長、社鬼、社公皆指土地神。[2]古代的社日，不管春社或秋社，有拜祭社稷神和鄉鄰聚會宴飲的習俗，是古代的傳統節日之一，備受人們的重視。從天子到諸侯，凡是有土地者都可以立社，甚至鄉民也可以立社祭祀土地神。
據《統天萬年歷》記載：“立春后五戊為春社，立秋后五戊為秋社。”春秋二社，是古代祭祀社稷的日子（又稱社日），南朝梁宗懔在《荊楚歲時記》中描述：“社日，四鄰并結綜會社牲醪，為屋于樹下，先祭神，然后饗其胙。”[3]社日成為鄰舍歡聚的日子，同時還有各種歡慶活動，如社戲（在社中進行的有關宗教、風俗的戲藝活動）、社火（民間一種傳統慶典狂歡活動，也是高臺、高蹺、旱船、舞獅、舞龍秧歌等等的通稱，具體形式隨地域而有較大差異）。再如：社飯（祭社時所供的飯食）、社頭（迎神賽社的領頭）、社酒（古代祀社神用的祭酒）、社賽（祭祀酬謝社神的賽會）、社肉（社日祭神之牲肉）等皆指祭祀社神。在商代甲骨文中.有“邑”字，而“邑”通常立有“社”，如：“己亥卜，內貞，王侑石在鹿北東，作邑于之？”意指商王筑邑時的祭社之舉，“邑社”概念的出現，大抵是以鄉為社，均與土地崇拜有關。凡此種種均可透視中國基層民眾的思維邏輯、意識形態、組織方式、地方群體的存在樣態和村落共同體的構造。
現代文化背景下，“社”通常和“會”連用，并用來翻譯英語中“society”一詞，“society”源于拉丁語“socius”（伙伴），意為社群、社團，人與人結合的存在關系，即人類共同體，后來被滕尼斯（Fordinand’Tonnies）、涂爾干（Emile Durklheim）等人轉化為與“community”相對應的名詞。在政治地理空間上與民族國家相重合的整體國民社會，它們所指的是歐洲社會關注的中心論題，即共同體向社會的演化，西方學者于是將“社會”闡釋為“集體表象”，一種“社會事實”，是個人之外的“實在”。[4]這種理論也廣泛滲透到了人類學研究領域，被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阿爾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埃文思·普里查德（Sir Edward Evans-Pritchard），以及更晚近的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類學家所采用，導致人類學界長期以來存在著“社會決定論”的觀點，主張宗教、儀式、象征作為“集體表象”是由作為“社會事實”的“社會結構”決定的。在中國學界，基本上也傾向于采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或涂爾干的社會決定論的思想理念來解釋“社會”。
其實，中國自古就有“社會”，“畬”，古文從合（亼，音ji，古同“集”），從曾省，本義：會合，會，合也，是指超出了固定血緣及聚落意義的社會聯系。《說文》載：“會，聚也。”《廣雅·釋詁三》說：“會，聚也。”以及“會黨”、“行會”、“迎神賽會”等皆有匯合、聚合之意。宋代程伊川在《二程全書》與《近思錄》中也有“鄉民為社會”之說，指的是有一定聯系的鄉民形成的社會生活形式。10世紀前后，“社會”在官方的儀式經典中，指的是“郊社”的制度，是一種綜合了社稷祭祀與郊祀的禮儀制度，“社”一般在聚落的中心位置舉行，而“郊祀”則在聚落的四周舉行，這兩種制度的結合，構成了國家象征在地方實踐和表達的基本框架。相互對照，漢字的“社”與“會”與它們被用來翻譯“society”的意義是不一樣的，中國傳統觀念中的“社會”，原本意指人們以祭祀社神為中心而進行的祭祀儀式，并不具備“決定論”的要素，而傾向于強調天地、祭祀、禮儀、象征和宇宙觀。
“社”與“祖”一脈相承，《說文解字》：“祖，始廟也。從示，且聲。”“示”指“先人”；“且”本形為“男根”，喻繁衍之本，“示”與“且”聯合起來表示“給子孫力量的先人”。“社”既與“土”字一樣，“祖”與“且”通，又“且”與“土”同，因此有學者認為“祖”與“社”具有同源性，乃生殖器崇拜的孑遺，二者意思一致。[5]又有學者認為，在人們的神靈觀念中，祖先神觀念產生最早，其后分化出社神、天帝等，由此可推，“社”的司冥功能與祖先具有同構關系。《說文》曰：“示，天垂象，見吉兇，所以示人也。從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可見“示”即是天的意旨的象征，是自然物象神圣化、人文化的產物。而以“示”與“且”、“土”相合的“祖”、“社”，同樣也是祖先、自然、土地的神圣化、人文化的結果，是令人崇拜和敬畏的。
根據《周禮·考工記》記載，社稷壇設于王宮之右，與設于王宮之左的宗廟相對，前者代表土地，后者代表血緣，所謂“左祖右社”，同為國家的象征。鄉土中國就是借助“祖”與“社”把有血緣關系的許多家庭組織在一起，成為地方普遍、基本且重要的社會組織，構成社群文化活動主體。“祖”與“社”與族群的生成，與地方組織結構，與社會共同體等有著直接必然的聯系。彭兆榮教授也有相關論述：要理解中國鄉土社會的本質特點，“社”與“祖”為兩個關鍵詞，前者表示人與土地“捆綁關系”的發生形貌，后者則表明地方人群在生殖、生產、傳承觀念上的期盼和行為上的照相，而這一根本屬性與“地方人群”緊密結合，形成重要的歷史結構，也是所謂“地方性力量”的根本動力。[6]
二、“社”文化之“地方”認知性
其實，在中國，“地方”這個詞最早不是單位空間，而是宇宙觀，是一種思維形態。中國的“地方”這個詞，來自“天圓地方”，《淮南子·天文訓》記：“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晉書·天文志上》載：“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綦局。”古人講“天圓”，用來描述時間阻特點，古人講方位時，用“四面八方”來描述，也叫“地方”，“天圓地方”就是講時間和空間，也就是古人對宇宙的認知。
“社”文化自古體現著“地方”的認知體系。“示”與“土”的結合之為“社”，同樣也是自然土地的神圣化、人文化的結果，因而“社”即首先意指土地之神，隱喻著土地與自然的神圣性，是令人崇拜和敬畏的。古人還將它視為宇宙的中心，自然的主體，是共同體認知的起源。《禮記·郊特牲》說：“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也。”在這種觀念中，“天一地一道一法”構成了先輩們對宇宙萬物、自然界以及生態環境的直觀認識。[7]此外，還有“天覆地載”、“天高地厚”、“天時地利”、“天陽地陰”等觀念，都滲透著人們對天地、宇宙、自然一脈相承的尊崇和賦予的至高無上的地位，“社”文化承接并融會了地方的“認知觀”和“宇宙觀”，踐行于諸多文化表述慣習中，詮釋著中國文明的基本價值取向。
“地方”本質上是《易經》的陰陽體系對天地生成及其運行的解讀，是古代科學對宇宙的認識，這其中還隱含著一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基本認知：萬事萬物都是從無到有，而且和天地間的能量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對于中國人而言，土地既是一種自然資源，也是一種生產資源，廣博深厚，滋養萬物，是生命最初的源頭，它哺育、支撐和執掌著人類的生命。
《白虎通義》記：“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白虎通·社稷》亦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五谷眾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人類來源于自然，是大自然生命體的一部分，當然和自然有一種親近感與和諧一致性，“社”文化把有機物與無機物、人類與自然界聯結為一個整體，應和著“天人合一”的道理，季羨林先生據此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點在于天與人配合，所以“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表征的最高境界，其反映的必是人類普遍的理想追求。[8]
“社”的“地方”認知性建立的是宇宙、天地與人的認知模式，“社”文化建立的是自然與人、社會與人的互動關系，明確了人類在宇宙中、個體在社會中的地位，為人類和世界提供解釋的方法，其追求的目標，大多是一個比現實世界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人心與存在，具有超社會與超個體的意涵，從而賦予祭祀儀式本身一種靈驗和神圣的力量，禮俗生活中這一象征機制的發揮也正是建立在“通達·人性·天道”的混融同一之觀念基礎上的，生活的體驗也因此更具有“超越性”，或者說“宇宙性”，超越了阿諾德·范·蓋內普（Arnold Van Gennep）的“閾限”，并賦予生活本身以系統、明晰、真實而超越的存在，也勢必將內化于個體生命之中，成為人性的一種品質，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涂爾于的神圣與世俗的和諧、統一，這種超越性的觀念與實踐的核心更適合于特納的交融概念，所不同的是，“社”文化更傾向于促進理解而不是要推進行動，是促進宇宙、社會和個人的相互混融，促成的是人類行動與宇宙天地相一致，社會生活與自然節律相協調的狀態，是超自然關系和超社會力量的集中體現，體現著人類的自我超越性，其中蘊含和弘揚的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主體和精髓，對于當代社會和人類的和諧共處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更是對世界文化和人類文明的最具價值和有意義的貢獻。
三、“社”文化之人文“地方性”
“地方”首先是一個包含了地理位置、特定區域、自然環境與資源分布范圍的空間概念。“社”的存在是借助“地方”的維度來呈現的，所謂“社”，就是“地方”最小的行政單位。中國先民因“土地廣博，不可遍敬，故封土為社而祀之，以報功也”。所以以“社”為單位立廟供奉。“社”通常包含一定區域，有可被識別的特征，通過考察“社”的區位、景觀和文化因素，“社”文化的本質便可以被揭示出來，“社”的地方要素由此形成了包括環境、景觀、儀式、習俗、人觀等基本要素的體驗。
歷史上，帝國王朝對社土祭祀極為重視，根據《墨子·明鬼下》記載：“昔者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叢社。”[9]從商周以迄清代，社祀一直載于官方祀典，大社、國社而下自千五百家至二十五家，均可立社祭祀。[10]可見，在古代社會，祭祀土地是祈福的主要儀式，作為首要大事來計劃和操辦，并且自帝王、諸侯、大夫，以至平民都須遵循一定的規制和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日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這不僅明確了古代帝國祭儀的等級次序，也是構成封建法規、等級禮制、地方文化的重要部分，把鄉土中國定位為“地方”的研究似乎就變得順理成章了，“社”文化的存在和凝聚力成為鄉土中國能夠組成一個“地方”的核心理由，地理范圍、自然生態、組織結構、祭祀活動等經常是“地方”范圍上的社會建構，地緣與人群的結合由此構成村社共同體的界限，展現人群聚落的地方形態。
在人文理念中，“地方”有著獨特的含義，它被定義為日常生活的空間、行為文化場所、一套知識體系、一種認知模式及身處其中的個人對該地方所產生的依附感。在格爾茲（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理論和他的《地方性知識》中，“地方性知識”主要指一種地域性的文化，一種與地域和民族的民間性知識和認知模式相關的知識，同時又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體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識，而是一種新型的知識觀念，是認知世界的一種角度。[11]此處的“地方性知識”至少包括三個主體要素：人群共同體、知識體系以及二者所指涉的空間維度。
“社”文化借助土地、村廟、姓氏、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號及圍繞符號展開的祭祀、慶典等儀式活動形成了地方普遍、基本且重要的社會組織，構成社群文化活動主體和特定群體的在地化知識體系：牌位、食物、冥鈔及別物的祭獻，社神的供奉，忌辰的舉行，廟堂的設直，仃日的祭拜，以及此外許多事件合成一個中國式的“社”文化系統，構成芮馬丁（Emily Martin Ahem）所說的“中國民間儀式是一種意識形態交流的手段，具有自己系統化的符號與程序”。[12]具體表現為同一地方的人們以代代相傳方式生活，有共同的廟社供奉神主牌位，每到重要的節日，都要舉行祭拜儀式，整個村社的人都要參加，并嚴格遵守相關規定和儀式程序。
恰如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言，宗教的作用在于向人們提出社會所要求的道德和特有的依存感，在依賴社會的同時遵循其秩序。[13]這也許正是格爾茲所謂的“常識”，以我們熟知的形式來展現，展現為每個人都能夠、都應該認識的世界，就此使得這種知識具有了自然性、實踐性等。[14]
格爾茲的“地方性”除了地理上的含義，更傾向于一個歷史的、變化的、過程化的空間體系以及據此形成的一種認知方式、群體記憶和地方認同，因此，“地方”亦是我們行為和意圖的中心，在這里我們體驗著各種事件，這些事件受到地方特性的影響，只有在當地的背景下才有意義，地方的知識體系，既可以表現為特定的個人的智慧，同時也是集體創造的表現。[15]“地方性”不僅指特定的地域或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知識生成的情境和語境，更多的是關于文化闡釋的路徑、方式，人群共同體的立場、視閾和價值觀，并在特定的群體中得到認同。[16]
“社”文化的操演，首先便是確立本地社神并對之祭拜，具有對內的認同性和對外的排斥性；其次是相信其神靈具有神奇超凡的威力，會庇佑后代并與之溝通互感；最后形成一套地方群體的共同體認、文化慣習和知識系統，產生共同體的“地方意識”。可以看出，“社”作為一種地方性的觀念、認知，凝結了群體的集體記憶和情感歸屬，而這一空間的社會邊界比自然邊界更為重要，是某一地方的人群共同體共同擁有的知識體系和價值取向，地方感恰恰是對地方性知識的某種說明，是我們界定地方性知識的另一種要素。[17]
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Tuan Y.F.）提出了“Topophilia”這個概念，意指“人與地方的情感關聯”，段義孚認為地方感通常和人與地方聯結而產生的情緒和情感相關，這樣的聯結可能是立即的愉悅感或是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依戀情感，當個體對地方產生依戀情感時候，通常這個地方會帶給他們親密感且具有生活意義的感受。[18]學界一般認為，地方感（sense of place）包含了地方的客觀特征和人們的主觀認知。地方感的形成，來自個人透過感知性的物體意象性或公共符號表現出的生活與需求，與源自內在熟悉的事物、實質環境中的情感聯系，并察覺到長久以來經由感官知覺所強化的親切性的整體經驗，人們對社區和當地的共識通過社會交往得到發展與確定，這種共識通過廣泛的社會關系網得到傳播與延續，當社會沖突發生時，地方感就更加顯著。[12]
“社”表達的地方感公共象征符號有：土地、村廟、儀式和別物，圍繞這些公共地方展開的祭祀、節日、慶典等儀式活動，表達著人群聚落的地方意識，起到了地域群體身份的確認與劃定地域邊界的功用，并使之作為一種傳統與歷史記憶持續下去，形成特定群體的在地化知識體系和地方感，使地方成為“地方”，形成地方認同感和凝聚力。
結語
“社”文化是國家權力和民族信仰的共同體，與中國的宇宙觀、認知觀、倫理觀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更以地方性知識得以呈現，成為建構地方社會與確定個人身份的符號和表征系統，因此具有認知的“地方”，地理的“地方”，人文的“地方”多重內涵，是調整“天—地—人”、人與社會、人與地方的互動關系的載體和媒介，因此值得探討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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