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在制定和落實民族政策過程中的主要問題表現為：民族政策的不同類型區分不清，功能發揮“表里不一”；民族政策的科學依據不足，政治取向明顯；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缺乏協；司創新研究，重大民族問題解決乏力。相關建議主要包括：第一，民族政策體系既要體現優惠性的一面，又要展示特殊性的一面，優惠政策是“表”，特殊政策是“里”，民族政策應“表里如一”；第二，加強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的多元性依據，尤其是歷史性依據、時代性依據、科學性依據、現實性依據、民族依據、比較性依據等；第三，分別成立國家層面的“西南民族問題協同創新研究中心”、“西北民族問題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協同創新研究國家急需解決的重大民族問題，為國家戰略決策服務。
關鍵詞：民族政策；問題；建議
我國的民族政策既是國家政策體系的有機構成部分，也是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專門政策。“當教育政策被理解為一個國家加諸社會的特定教育活動之上的一種具有權威性的價值或議論時，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在于提示教育議論如何形成，并檢視它所制度化的教育價值與實踐的認受性基礎，批判它所造成的在教育及社會上的偏向與扭曲。若教育政策被理解為國家及其政府在教育事務上所采取的行支、計劃以及工程，教育政策研究的目標在于對國家在教育領域內所采取的行動、計劃與工程加以解釋。”[1]所以，國家在制定民族政策時，既要符合它的憲法及各項法律法規，又要體現其民族問題的特殊性。我國在制定和落實民族政策的過程中，主要的問題表現為：民族政策的不同類型區分不清，功能發揮“表里不一”；民族政策的科學依據不足，政治取向明顯；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缺乏協同創新研究，重大民族問題解決乏力。
一、制定和落實民族政策要深人分析我國民族政策的類型及其各自功能
問題：民族政策構成體系不清，“優惠政策”與“特殊政策”類型區分模糊，民族政策實踐效果缺乏有效評估。
建議：將國家民族政策體系分為“優惠政策”與“特殊政策”兩大類型，“優惠政策”為“表”，“特殊政策”為“里”，達成民族政策的“表里如一”。對民族政策的實施進行有效評估。
論證如下：
我國民族政策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只有民族平等才能保證民族團結。而因為自然、歷史、社會等原因，事實上的各民族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我國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普遍實行的是一種優惠政策，即有利于少數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各類政策。事實上，“一個國家的民族政策，除了優惠政策之外，還應包括民族發展中的特殊政策。”[2]這兩類政策概念相似又相關，常常被混為一談，統稱為優惠政策。我國制定和落實民族政策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沒有明確地區分優惠政策與特殊政策的差異，并使二者有效發揮各自的作用。
所謂優惠政策，在西方國家中大都稱為“補償政策”，是在充分考慮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中特殊自然、歷史、社會等原因之后，所采取的一種傾斜發展政策或優先發展政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一直都對少數民族地區制定和落實的是一種積極的優惠政策。比如國家對西藏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量經費投入到各行各業的建設與發展，遠遠大于其他省（區），就是針對西藏的特殊自然、歷史及社會問題而實行的優惠政策，正是這些優惠政策保障了西藏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①所謂特殊政策是在充分考慮各少數民族的信仰、語言、文化等特殊情況后而采取的“唯其獨有”的政策，特殊政策有時從表面上看是一種優惠政策，其實不然，它是一種“特別的”或“獨特的”政策，并沒有什么優惠的成份在里面。以民族教育政策為例，民族教育發展中的特殊因素，特別是語言與文化方面的特殊性，要求在民族地區的學校實行雙語教學與多元文化的課程之政策。如果不考慮這些特殊因素，民族政策的特點就不能體現出來，就會陷入一般的、普遍的政策的重復陷阱之中。事實上，優惠政策與特殊政策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優惠政策是“表”，反映著國家對民族地區的“優先”、“優厚”、“優越”的發展政策，以“人、財、物”的大量投入為表征。特殊政策是“里”，反映著國家對民族地區的“特殊”、“特點”、“特別”的認識與把握，以“特點”、“實質”、“核心”等理解為標識。我國的民族政策體系包括民族政治政策、民族經濟政策、民族文化政策、民族宗教信仰政策、民族語言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科技政策、民族生態保護政策等，而這些政策中既要體現優惠性的一面，又要展示特殊性的一面，使民族教育政策“表里如一”。
長期以來，我國民族政策的制定與落實都是“重”優惠政策“輕”特殊政策，。造成的結果是民族地區的各級政府與各行各業過份依賴民族優惠政策，等待新的優惠政策出臺，爭搶更優惠政策受益權。比如長期爭搶的國家級少數民族貧困縣及相關優惠政策便是典型。②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要有意識地區分民族政策中的優惠政策與特殊政策，使其各自發揮其功能，使優惠政策體現國家的優先發展戰略與優惠待遇，使特殊政策能夠切合民族地區及民族的實際情況，有較強的針對性。在民族政策調整方面，對過去因輕視特殊政策而產生的問題進行修正，在保障優惠政策的基礎上，加強特殊政策的制定與落實，且將重心逐漸地、因地制宜地從“重優惠”轉移到“重特殊”上來。
二、制定和落實民族政策要充分考慮民族政策的多元基礎
問題：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的政治性依據突出，科學性基礎不足，自上而下為政治服務目的明顯。
建議：深入研究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的多元基礎，不僅為國家政治服務，也要為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且將二者有機統一起來，增強民族政策的科學性。
論證如下：
（一）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的歷史性依據
不同的民族問題，在不同的時代都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即使是同一民族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民族問題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民族政策更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制定和落實民族政策不能憑主觀的需求而不顧歷史的經驗，尤其不能為了政策利益或經濟效益而不顧民族問題的歷史沿續性。民族政策的發展猶如一條歷史的長河，透視歷史總能發現共同的規律，這些規律是我們制定民族政策時必須遵守的，否則會受到歷史的懲罰。比如，在民族的語言政策方面，我國歷來都十分尊重少數民族使用自己語言文字的權利，這一政策在憲法中有明確定規定，并在我國歷來的教育政策中得以體現。在學習和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同時，鼓勵和提倡少數民族學習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通話。③當然，這一政策的兩個方面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語言關系的變化而不斷地調整，但其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不能忘記。如果我們不顧及這一歷史經驗，而單一強調通用語言文字來制定政策，并企圖通過學習漢語或英語等第二語言來代替少數民
族母語的學習與使用，不僅是違背歷史規律的，而且還會因喪失多元的語言與多元文化而成為歷史的罪人。
（二）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的時代性依據
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的歷史性不能輕視，但它絕對不是靜態不變的，而是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地變化，這就是民族攻策制定與落實的時代性。民族問題在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表現，不同的時代制定相應的民族政策以解決這一時代急需解決的相關問題。比如，在民族團結教育方面，我國一直倡導的是“三個離不開”，即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各少數民族相互離不開。并以此強調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高度統一。理論上形成了費孝通先生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論和楊建新先生“各民族共創中華”的理論。但在推行民族團結教育的過程中，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矛盾有時會成為學校教育的難題。隨著時代的發展，隨著對民族團結教育認識的深化，民族團結教育的目標有了新的調整。2014年5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新疆的問題最長遠的還是民族團結問題。民族分裂勢力越是企圖破壞民族團結，我們越要加強民族團結，筑牢各族人民共同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的鋼鐵長城。要堅定不移堅持黨的民族政策、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團結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線。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在各民族中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大限度團結依靠各族群眾，使每個民族、每個公民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共享祖國繁榮發展的成果。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④新的民族團結教育以“緊緊抱在一起的石榴籽”為隱喻，突出強調了“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而把民族團結教育的重點放在了加強“三大意識”的目標上來。又比如，同樣是少數民族雙語教育政策，隨著時代的發展，語言環境的變化，雙語教育的有效普及，不同時代雙語教育政策重點解決的問題就會不同，相應的雙語教育的政策就會打上時代的烙印。經過60多年的發展，新時期的藏漢雙語教學政策、維漢雙語教學政策、蒙漢雙語教學政策等各少數民族的雙語政策，與20世紀50年代、80年代的雙語政策相比，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些民族地區已經提出了三語教學的政策，還有的民族地區將雙語教學的重心進行了調整，這些都是時代的需求，是歷史性表征中的階段性政策，這些政策還會不斷地變化與調整。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民族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問題，在民族問題領域，還存在極端宗教勢力與恐怖主義，還存在民族分裂與流血沖突。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能靠軍事或武力，而是要依靠教育。正因為這樣，民族教育政策中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在全球盛行，這也是時代性需求所致。
（三）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中的科學性依據
民族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較多，科學性應該是較為重要的影響因素。關于民族政策中的區域自治政策就要考慮民族政治學；關于民族語言的政策，就要依據民族語言學的理論；關于民族教育的政策就要充分考慮與民族學生的學習方式與評價相關的民族心理學；關于民族經濟政策就要考慮民族地區的生態與傳統的產生結構等民族生態學問題；關于民族文化政策必須考慮民族傳統文化的特點及傳承相關的民族文化學等等。科學的依據是客觀的依據，尤其在民族經濟發展、民族教育政策制定、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等方面，科學的政策依據需要深入地研究并制定落實，而非一切以政治政策為依據，這還是政治掛帥時代的產物，缺乏一定的科學性。目前，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指導下，重新考慮制定與落實民族政策的科學依據。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中的非科學性的表現在于政治或經濟利益至上，主觀主義，民族主義成為制定落實民族政策的思維方法等。
（四）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的現實性依據
所謂現實依據，又稱為實踐依據。民族政策的制定應該自下而上，有根有本，從民族地區中存在的問題出發，形成民族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敢于正視民族問題，發現民族問題，為制定民族策提供充足的實踐依據。而不是因為民族問題敏感，有意地逃避民族問題、隱藏民族問題，使民族問題由小到大，進而發展為民族矛盾與民族沖突。
所以，在民族地區要善于發現民族問題，堅持用科學的方法分析和研究民族問題，并且通過一定的試點實驗探索，解決民族問題，這都有助于形成民族政策的實踐性基礎。我國民族政策幾十年的發展，解決了民族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民族政策體系，這是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回避我國民族地區的問題與民族政策的問題，尤其在新的歷史時期，要勇于面對復雜的民族問題，應當有敢于觸及問題、解決問題的責任擔當，更要到實踐中和群眾中尋找解決民族問題的辦法，提高解決民族問題的能力以及制定與落實民族政策的能力等。從提升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目的出發，“因地制宜”制定民族地區的政策。國家層面民族政策的制定與落實更應注重專家咨詢和調查研究，尤其是要開展試點實驗，有理有據地解決民族地區較為突出的重點問題。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的實踐依據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同一民族政策，應該有多種執行模式。例如，我國新世紀以來實行的教育之“撤點并校”政策，重點考慮了辦學的經濟效益問題，卻忽視了教育文化自身的特點。在民族地區自然環境的特點，人口居住的特點決定了民族地區的辦學形式。撤點并校的結果使民族教育的數量化問題再一次成為主要問題，質量問題的重心轉移又被人為地推遲滯后。[3]
（五）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的民族性依據
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中講得最多的恐怕是“因地制宜”的問題，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應該引起大家的重視，即“因族制宜”。將此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有效地制定與落實民族政策。所謂“因族制宜”，是在統一的民族政策的基礎上，考慮不同民族的具體特點與實際情況而彈性地制定與落實一些民族政策。比如，長期以來，民族問題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恐怕是西藏問題了，因此國家在西藏的政策方面，會考慮專門的優惠政策，我們國家定期召開的西藏工作會議，就是專門解決西藏問題而制定與落實民族政策的會議。“七五”事件之后，新疆的民族問題越來越突出，加上三股恐怖勢力在新疆活動頻繁，新疆的民族問題又一次成為西藏問題之后國家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新疆工作會議由此產生，一系列有關新疆、有關維吾爾族的政策隨之出臺，比如國家新疆工作會議提出率先在南疆地區普及包括普通高中在內的十二年義務教育政策，就是“因族制宜”的產物。即使在國家已有的民族政策中，常常會因為不同民族而有不同的模式，比如雙語教學政策，在西藏與新疆有不同的模式，那是“因族制宜”，事實上不同的少數民族內部，各地的差異也很大，雙語教學的模式也就不同，這樣形成了我國豐富多樣而且行之有效的雙語教學的多元模式并存局面，這恰恰是有利于雙語教學的推進與實施的。“在同一民族內部，不同的地區，雙語教學的模式便不相同，西藏的雙語教學模式與甘肅甘南的雙語教學模式不同，這便是因地制宜。”[4]所以，將“因地制宜”與“因族制宜”結合起來制定與落實民族政策是我國發展教育地區經濟社會的主要經驗之一，值得進一步發揮其作用與價值。
（六）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的比較性依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民族政策比較研究是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中十分重要的領域。加強不同國家民族政策的比較研究，對于制定我國民族政策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我國民族政策的理論源淵自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與中國實際的具體結合。我國民族政策的實踐源淵當然是蘇聯民族政策模式及我國早期在解放區的實踐探索。20世紀50年代，蘇聯的民族問題得以有效解決，成為中國學習和效仿的對象，甚至成為照抄照搬的模式。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的民族問題的暴露也成為導致蘇聯的解體的重要因素，宣告了蘇聯民族政策模式的結束，我國也隨之開始研究與反思蘇聯民族模式存在的問題，進而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將焦點鎖定在美國的民族政策與模式上，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盛行至今。然而西方國家的民族政策在成功解決西方民族問題的同時，仍然暴露了其政策的明顯不足，反多元文化主義的浪潮此起彼伏。進入新世紀，我國民族地區的問題在國際民族問題層出不窮的背景下也逐漸暴露出來，蘇聯模式與西方經驗都不足以成為我們簡單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但其中又不乏我們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經驗與教訓，所以比較研究民族政策，是制定我國新時期民族政策的比較性依據。開展主要國家民族政策的比較研究的學術價值在于進一步分析國外主要發達國家民族政策發生的背景、政策制定的過程、重點解決的問題等，不僅從理論上豐富民族政策研究的內容，而且從實踐上促進中國民族政策的科學制定。開展主要國家民族政策的比較研究的應用價值在于通過學術理念影響治國策略。
三、制定和落實民族政策要牢牢抓住民族問題的重點并開展協同創新研究
問題：民族政策的制定與落實雖然有重點，但并沒有通過協同創新解決重大民族問題。
建議：成立國家層面的民族問題協同創新中心，為國家制定與落實民族政策服務。
論證如下：
我國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的思維模式是借鑒他國的基礎上走中國特色的道路，先是蘇聯模式，其次是美國模式。但進入新世紀以來，這兩種模式都不能有效地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大家都清楚地意識到民族政策的頂層設計與理論基礎出了問題，至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大家又陷入了迷茫之中。尤其是面對一些重大的民族問題的解決，缺乏一種大智慧來確定政策，有時還會陷入一種不知所措的困境之中，國家層面原有的民族政策已經不適應現實中民族問題解決的需求，學術層面因國家政策的限制而難以突破性地開展研究。這樣，民族政策的制定與落實處在一種等待與變革的過程之中，而民族問題解決的迫切性時不我待。比如，在西藏問題上，如何解決與達賴喇嘛的談判問題？如何與西藏分裂勢力在藏區的活動作斗爭的問題？又比如，在新疆問題上，如何解決恐怖主義和分裂勢力的影響問題，如何解決民族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的沖突問題，如何解決邊境民族的發展問題，如何解決少數民族地區發展落實的現實問題，如何解決東西部發展失衡的問題，如何解決民族地區貧富懸殊分配不公問題，如何解決民族地區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問題，如何解決民族地區教育的特殊需求問題，如何解決民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依賴國家層面的民族政策支持，而出臺這些政策的前提條件是對這些民族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協同創新研究，對癥下藥，穩步解決民族問題中的重大問題，最終解決民族問題中的根本問題。
當然，黨和政府越來越重視決策的科學性依據問題了，對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開始注重研究了，形成了以科學研究為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據的國家決策模式。比如早期對“香港問題”的研究，對“三農”問題的研究，對“三峽”問題的研究，對“西藏問題”的研究，對“新疆問題”的研究，對“南海問題”的研究，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研究，對“公共衛生問題”的研究，等等，均采取了國家戰略急需的協同創新研究模式，取得了成功的經驗。在這些研究中，以“南海問題”研究為主的“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成為首批14個國家協同創新研究中心之一。這一中心由南京大學牽頭，在外交部、海南省、國家海洋局的支持下，聯合中國人民大學、海軍指揮學院、中國南海研究院、四川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成立，目標是打造綜合研究南海問題的中心平臺。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將依托南京大學地理信息、海洋海島研究、邊疆史學、國際關系、文獻情報等方面的多學科優勢，協同國內外相關研究力量，通過創新機制的改革，帶動南海問題的研究，為國家有關部門提供基礎信息與決策支持服務。目前，國家關于南海問題方面的政策制定與落實有了豐富的綜合的研究作為基礎，這些政策科學合理，有理有據，成為中國解決南海問題的重要智囊機構。這一政策制定與落實的有效模式，對于我們解決民族問題有著很大的啟發。
民族問題的解決復雜而艱難，民族政策的制定必須有充分的研究作為基礎。過去我們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意識到了解決重大問題的必要性、重要性，并出臺了相應的民族政策，比如西藏問題與西藏民族政策等。但是這些政策常常是政治決策的一個分支，按照國家的政治政策而演繹出來一個民族政策體系，再根據民族政策體系而演繹不同領域的具體政策。這樣形成的一個演繹性的政策體系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缺乏科學依據，從意圖上看，都是好的，都是為民族地區的發展而采取的優惠政策，但在落實過程中常常會遇到許多問題，有時不被民族成員所理解，有時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有時會執行受阻。遇到問題時，有時又多強制執行，使民族政策的問題越積越多，最終形成較為重大的民族問題。借鑒國家在南海問題及南海政策制定的有效模式，結合國家制定一切政策的戰略思維模式，我國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同樣可以形成協同創新研究基地，分別成立國家層面的“西南民族問題協同創新研究中心”、“西北民族問題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前者以“西藏問題協同創新研究中心”為重點，后者以“新疆問題協同創新研究中心”為重點。“西藏問題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可由四川大學牽頭，聯合國家藏學研究中心、西南大學、西藏大學、西藏民族學院、青海大學、甘肅民族師范學院等，形成西藏問題研究的國家隊，為國家制定西藏民族政策提供智力支持。“新疆問題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可由蘭州大學牽頭，聯合新疆大學、新疆師范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北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形成研究新疆問題的國家隊，為國家解決新疆問題，制定民族政策發揮智囊作用。兩個協同創新中心可在國家民委、國家教育部、國家統戰部、國家宗教局等的支持下，開展有關民族問題的專題研究，比如地理研究、生態研究、歷史研究、民族研究、丑化研究、教育研究、經濟研究、政策研究等。這種協同創新中心是國家2011協同創新計劃中的區域與文化的結合類型，解決的是國家急需的重大問題。⑤在協同創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國家需求及民族問題解決之需要，制定相應的民族政策，解決中國民族問題中的重大問題。重大問題解決了，民族問題中的其他問題也會迎刃而解。民族問題中的重大問題解決了，就可以在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性問題，即各民族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問題，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夢想。國家層面的民族問題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設立，已經有了前期的基礎，也有著現實的近切性，是國家發展中的急需。在新世紀初，國家就成立了百所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其中包括民族問題研究中心、民族教育問題研究中心。在中央民族大學設有“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在蘭州大學、新疆大學設有“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在西北師范大學設有“西北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在四川大學設有“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西南大學設有“西北少數民族教育與心理研究中心”，在云南大學設有“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這是國家層面的早期協同研究中心，已經在國家決策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國家2011協同創新戰略提出之后，也形成了一些協同創新的研究中心，如“中華多民族文化遺產與文化凝聚協同創新中心”，該中心由四川大學牽頭，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文化部、中央民族大學、內蒙古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的相關機構和院所核心協同，復旦大學、廈門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以及重慶文理學院和成都市人民政府等機構和部門主要參與。中心協同創新的重要機構跨越了內蒙、新疆、西北和西南等國內主要的民族地區，知名學者來自漢族、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滿族、回族、苗族、彝族、裕固族等眾多民族，此外還包括了海外人類學、民族學以及文化遺產研究等領域的著名學者數十名。中心的目標是面對社會緊迫問題、響應國家現實急需，力爭創建一個好的機制、匯聚一群好的人才、培育一種好的氛圍，最終提交一批好的成果，通過進一步發掘源遠流長的中華多民族文化遺產，增強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凝聚、提升兩岸四地的文化交往、擴展全球華人的文化認同，為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競爭力做出貢獻。但這一中心的研究對象較泛，因些還需要進一步凝煉方向，鎖定研究問題域。現在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根據國家戰略重點的進展，需要對這些已經有相當基礎的中心進行再協同，形成真正能為國家戰略需要服務的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形成新時期國家新的協同創新工程的亮點。以其雄厚的綜合研究成果，為國家決定服務，進而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
總之，當前我國民族政策正處在一個特殊的變革與發展的時期，不僅從頂層研究與設計民族政策的理論架構，把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際進一步相結合，解決中國當前重大的民族問題，而且從民族政策的制定與落實方面，開展協同創新研究，根據戰略發展需要轉移民族工作的重心，使民族政策制定與落實科學合理，同時，將我國民族政策與國家大政方針有機統一起來，使民族政策的價值更加符合其本質的定位。
注釋：
①關于中央對西藏的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六個方面：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利。從當前西藏的情況出發，堅決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大力減輕群眾的負擔。在所有的經濟政策方面，西藏要實行特殊的靈活政策，便于促進生產的發展。國家支持大量經費，用到發展農牧業和改善藏族人民生活。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大力地、充分地發展藏族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要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干部政策，極大加強藏漢干部的親密團結。這六個方面的政策既有優惠政策，又有特殊政策。政治、文化、信仰、教育等方面多為特殊政策，經濟與經費投入、民生、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開發等方面多為優惠政策。關于國家對西藏的經費投入，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三十年間，國家給西藏投人了453，000多萬元，而三十年西藏的地方收入包括工商業稅、農業稅一共5，738萬元。到2013年西藏地方公共財政收入641，329萬元，中央補助5，826，106萬元。2013年西藏教育投入經費過百億元。
②國家級貧困縣，是國家為扶持貧困地區設立的一種標準。2006年，全國共有592個國家貧困縣，其中民族自治區貧困縣341個。國家級貧困縣在各級地方政府中會得到重視，優先發展產業化建設。享受中央財政扶貧資金，同時中央亦會通過多種方式進行扶貧。按照貧困縣的標準，即人均GDP以2700元為標準；人均財政收入以120元為標準。有的縣已經不在國家級貧困縣的范圍之內，但各地為了享受到這種優惠政策，而想方設法降低自己的人均財政收入。
③從我國歷屆民族工作會議中，可以看出這一政策的發展脈絡。1951年第一次全國民族教育會議。會議規定凡有現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小學和中學的各科課程必須用本民族語文教學。有獨立語言而尚無文字或文字不完全的民族，一面著手創立文字和改革文字，一面得按自愿原則，采用漢族或本民族所習用的語文進行教育。1956年第二次全國民族教育會議，提出民族教育事業逐步接近和趕上漢族水平，在民族地區開展掃盲教育和普及小學義務教育。在語言政策方面沿用了第一次全國民族教育會議的政策。1981年第三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要尊重民族特點，在學校教育中，要加強少數民族語文教學，切實搞好少數民族語文教材的建設。少數民族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應先學好本民族語文，在此基礎上學習漢語文，有條件的還要學習外語。1992年第四次全國民族教育會議，在語言政策上沿用了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政策。2002年第五次全國民族教育會議，民族教育在發展目標上要堅持突出基礎教育，大力推進“兩基”，促進各級各類教育協調發展的方針。語言政策沒有明顯變化。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有關民族教育的新政策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加大了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學習要求的力度：大力推進雙語教學。全面開設漢語文課程，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語文接受教育的權利。重視加強學前雙語教育。國家對雙語教學的師資培養培訓、教學研究、教材開發和出版給予支持。
④在民族教育概念體系中，傳統的民族團結教育強調的是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高度統一。而在新的有關民族團結教育的概念中強調了國家意識認同、公民意識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認同，即強調的是國家公民教育的概念，這一點已經成為全球多元文化國家公民教育的核心理念，在我國已經明確使用。
⑤在最近幾年國家協同創新研究中心的申報過程中，不論西北地區，還是西南地區，不論西藏地區，還是新疆地區，都沒有認識到成立國家急需的民族問題的協同創新研究中心。西北與西南地區的一流高校，其實是國內的三流大學，多將自己的目標定位于科技前沿，其實它們根本到不了科技前沿的水平，就是跟著國內科技前沿的后面走，都是跟不上的，定位十分不準。如四川大學的“生物醫用材料2011協同創新中心”，“先進磷化工技術與裝備協同創新聯盟”，西北大學的“大陸構造協同創新中心”，蘭州大學的“干旱環境與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等，而一些民族院校與師范院校，自知科技前沿沒有希望，就定位于文化領域，如西北師范大學的“華夏文明與絲綢之路文化傳承創新中心”，寧夏大學的“阿拉伯世界與中國內陸向西開放協同創新中心”，新疆大學的“新疆區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等。在這些各自為陣，難以協同創新的中心中，由四川大學牽頭，聯合國家民委、云南大學、西藏大學、新疆大學共同組建的“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戰略協同創新中心”較為接近國家急需的領域，但是在凝練主攻方向、服務國家戰略、聯合國內相關機構、提升創新能力等方面還略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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